原来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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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一个交通论坛上，用这个教育人： 交通管理和人类进步一样。我们假定，人们都在路上走着，道路必然交叉，而十字路口就是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们都想又快又安全的通过这个路口。开始时没有管理，通过路口需要一定的自觉，然而好在人并不多，所以冲突也不多，但只要一有冲突便是恶性的，这个历史阶段被某些伪善的和别有用心的历史 “科”学家描绘成“美好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可是，毕竟人越来越多，路口就越来越混乱，最终，有人——不管是愿意还是被迫——要出头管一管了。在路口的历史上，管理诞生了。 有了管理后，又分三个阶段，首先是交警时代，有一个权威的象征——交警，它看得到的地方，人们比较老实——这算是某种自觉吧，但是是以惩罚直接相威胁的，交警说谁违章谁就违章，挨罚的往往大呼冤枉，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几乎人人都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交警是上面派来的，这个权威的合法性并没什么根据，基本是先占先得，也有人把它叫做神权或者君权；第二个阶段是红绿灯时代，红绿灯是交警立在这里的，交警仍然用相对遥远的惩罚相威胁，这是秩序保存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大部分人在大步分时间内能够自觉，还因为大家基本上认可红绿灯这个标准，基本能保证自己遵守别人也遵守，这样虽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比较快的到达目的地，但至少可以相对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当然问题也是有的：来到路口前赶上的是绿灯还是红灯，还要凭运气，如果有闯红灯的，被抓住的还是少数，而且交警毕竟是人，通融的余地也还很大，不过红绿灯毕竟不是人嘴两张皮，交警拿捏起来也要加点小心，威权的统治到来了；而第三个阶段，我称为立交桥时代，就是说，遵守规则，走你应该走的匝道可以保证你又快又安全地到达目的地，相反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基本上不可能到达目的地，甚至连交警自己经过的时候也要规规矩矩地沿着桥的方向走。或者说，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是基本一致的，不需要或基本不需要用惩罚去威胁。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良好的制度保证好人做好事，坏人不做坏事”，交警可以靠边站了。如果我们非要说这里还有权威的话，那么这个权威是大家都真正认同的权威，是要求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权威，我们把它叫做人权。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几种做法除了对人的需要不同外，对投入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说，经济和民主水平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并非必然和直接的联系，举例说，如果花建设立交桥的钱去雇佣一大帮的交警，你们认为这个路口的秩序会更好呢，还是更坏？ 我们在哪个阶段？交警时代和红绿灯时代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