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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一个成为中国北方新特区的梦[ 经济观察报 ]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天津报道 　　 　　滨海新区要求“正名” 　　 　　在天津泰达会馆的一间会客室里，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手里拿着一份精心剪裁过的内部资料，其中最醒目的标题是：《蛇口，一个改革“试管”的破碎》。这是2004年6月16日，一些媒介还在转引深圳撤销蛇口工业区的消息。不过，皮黔生记得很清楚，蛇口管理局已经撤销了十四年，蛇口工业区的改革实践，应该早在1990年以退回行政区建制(深圳市南山区)而完结。 　　 　　人们对于那段理想主义的历史充满情感。天津开发区的元老们都还记得，1986年，袁庚曾经给天津开发区写信，表示蛇口以有天津开发区这样的竞争伙伴为幸事。那时，中国的开发区由试办到全面开花，仿佛从木马肚皮里钻出的一群战士。在持续不断的拼争当中，天津开发区的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各大开发区之首，而蛇口工业区的经济成就远不如其政治影响令人叹服，工业销售额一直未能突破百亿元大关。 　　 　　53岁的皮黔生1984年参与天津开发区筹建，现在同时担任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天津开发区、保税区工委书记。有人认为，个性鲜明、对事物坚持独立判断的皮黔生，是袁庚之后中国开发区的第二代标志性人物。 　　 　　“一个企业(招商局)投资开发一个区域(蛇口)是可以的，但是由一个企业越俎代庖地管理一个开发区的尝试，是失败的。” 皮黔生说，“这种失败的原因远不能归结为传统体制的复归和传统观念意识的强大，而是由于这个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难以走通的。” 　　 　　中国的开发区发展到一定规模，或湮灭，或落伍，或变成与母区相同的一般工业区。但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当局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产生加入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行列的冲动，力求使开发区模式升级、裂变、再生。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培育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 　　 　　这个新区聚集了中国对外开放所实验的各类区域，包括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600717)(相关,行情,个股论坛)三个功能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以及海河下游工业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拥有海岸线153公里。 　　 　　滨海新区沿用了中国开发区在借鉴蛇口模式后走的另一条道路——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的特别授权，组成工委与管委会，代表市**行使权力。皮黔生认为，这种用一级“准**”进行封闭式区域管理的模式，“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与同类试验的废弃结局比较，堪称庆幸。” 　　 　　毫无疑问，滨海新区概念的形成，深受浦东开发的影响。天津当局一直希望滨海新区成为中国北方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形成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呼应的格局。不同的是，浦东开发是中-央-政-府在1990年宣布并启动的国家战略，而滨海新区则完全是天津的“自费革命”，自我命名，自主建设，自我发展，在中央的历次区域政策调整中一直被忽略，被遗忘。由于没有任何先行先试权，天津的宏图大志曾被许多人视为轻佻的游戏。 　　 　　然而，经过十年积累，2003年滨海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近千亿元，占到天津市的40％，出口总额更是占到天津市的62％，经济体量直追浦东，成为天津经济的支柱。而在十年前宣布启动滨海新区建设的天津市长张立昌，现在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许多人据此认为，天津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正在同步提高。 　　 　　现在，皮黔生告诉我们，他们希望通过《经济观察报》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希望中-央-政-府尽快为滨海新区“正名”，使其成为一个国家级特区，并纳入国家区域总体发展规划。 　　 　　路径选择：“真政-府”还是“准政-府”？ 　　 　　“孤岛式”的开发区管理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无法与滨海新区的庞大体量相适应。比如，与当年浦东新区面临的问题一样，滨海新区的几个行政区都有一整套人大、政协直至居委会的行政系统，以一个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去管理正式的几级政-府，不但很难操作，在法律上也行不通。再者，开发区管委会与区内承担土地开发、经营基础设施的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往往难以理顺。 　　 　　与滨海新区至今仍只有“三局一办”，相对照的是，在2000年，随着浦东新区人代会的召开，浦东新区变成了上海市的一个行政区，在功能和政策上与深圳一样，成为中国又一个庞大的特区。 　　 　　浦东初创之时，中-央-政-府似有将浦东建成计划单列市的想法，但这种利益界定模式显然不会受到母城市的欢迎。1992年12月，浦东同样采用了开发区的“准政-府”管理体制，成立浦东新区管委会和党-委，由上海市一位副市长出任党-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而且，浦东留下了与传统体制并轨的接口，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便回归“真政-府”体制。 　　 　　滨海新区所沿用的开发区“准政-府”管理体制，机构高度精简，运行成本较为经济，在干部制度改革上也实现了有限目标，其优点早已得到了足够的论证。